能会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的事情，他意识到这也许是《纽约时报》再次腾飞的机会，想想就有些激动。
涉及专业领域，斯皮尔伯格的权威不容置疑，他开始主导谈话。
“巴奎特先生，你是《纽约时报》的老人了，不如先向我们介绍一下报社的情况？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巴奎特虽然是总编辑，笔杆子很是锋利，但让他说话，特别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还是让他的脑袋发空，不知道从何说起。
斯皮尔伯格手下的那名女编辑主动提醒道，“不如先说说新闻编辑部？对于一份报纸来说，编辑部绝对是最核心的部门。”
有了方向，迪恩巴奎特就知道该怎么说了，喝了口酒，没工夫品味，清清嗓子开始说道，“如果从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是一个奇怪的场所
它是一座巨大的功能性房屋，从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十四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联接起来，几百个人握笔端坐，或者敲击键盘，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
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比如缅甸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zheng变，或者某某区域发生了剧烈的地震。
但我要说的是，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
这就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对本报最有“权势”的部门——新闻编辑部的形容。
如果是普通人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荒诞，但在座的人无不是对这个行业有过接触的，他们知道迪恩巴奎特的描述无比准确，那才是一家报社编辑部最真实的样子。
迪恩巴奎特晃着酒杯，脸上带着莫名的自豪，接着道，“在我们编辑部流传最广的是中世纪的一则寓言一位旅人遇到三位石匠，分别向他们询问，‘你在干什么？’
第一位回答，‘我在砸石头。’
第二位回答，‘我在做一块奠基石。’
第三位则回答，‘我在建一座教堂。’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迪恩巴奎特回忆着初进报社时的情景不无动情的说道。
这时，那位男编剧问道，“能说说你对你们报社编辑和记者的看法吗？”
迪恩巴奎特想了想，“首先你要知道，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
这是我对新闻媒体存在的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他们吹毛求疵，喜欢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
对他们而言，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
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斯皮尔伯格听到这句话，激动的对编剧说道，“把这句话记下来，我要用在电影中。”
迪恩巴奎特没有理会，继续自己的回答，“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zz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
说到这，我必须要提一下我的偶像，也是我的前辈卡尔范安达，他是上世纪初的时报总编辑，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位学者，一位数学天才。
正是范安达先生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天事业的采访，为报纸在空间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他也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编辑。”
斯皮尔伯格隐约觉得卡尔范安达是位很好的原型，可以以此为基础塑造角色，于是他拦了一句，“能详细说说这件事吗？我指的是他将爱因斯坦的错误公之于众的事情。”
迪恩巴奎特点点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具体的事情我可以找到当年的报导给你们，报社有档案记录，大概情况是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课程报道时，范安达先生发现这位物理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
他在说的同时，编剧正在疯狂的敲击着键盘，打字速度快的飞起。
美利坚纵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