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张彦明对仙媛说：“比如你在上学，你们班上有一个残疾同学，不能走路。
你感觉她很可怜，就想帮助她。
但是你怎么帮助她呢？她不缺东西，也不缺钱，就是不能走路。
于是你决定背着她。一次，两次，你能背多少次？一天，两天，你能坚持多少天？
如果你一直坚持到毕业，那你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如果你只做了几次就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是对这位同学最大的伤害，明白吗？
就反而不如不做，不如就把她当成普通同学一样做朋友。
可怜，其实未尝不是一种歧视，最大的善心是看不到她的残疾，能和她像正常人一样做朋友来往，而不是可怜她。
这事儿不我编的，我哥初中的时候，他们班上的事儿。他班另一个同学就背了这个同学三年，风雨不误。”
仙媛低下头思考起来，孙红叶说：“其实不管出于什么心理，我觉得这事儿能做，就是不能常做，偶尔一次两次也挺好的。
有目的慈善一样是慈善，不管怎么说他做了好事，有人得到了帮助这是事实。”
“我没说不行，我是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做也不要去参与，可以指导或者引导他们自己去做，或者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为什么？”仙媛问。
“我们是私募基金，资金来源是自己的公司盈利，不能和外部的一切人财物发生任何关系，转手也不行，参与转手也不行，会让人抓小辫子，会影响我们的正常操作。”
“这些人真可恶，他们自己不做还不让别人做。”
“可不能这么说，很多事他们能做我们不能说，人家是单位，有公章的，人家的条文规定是可以比同或者超越法i律的。”
“为什么呀？”
“我们的特色嘛，制度的优越性。”
“别什么都乱说。”孙红叶拍了张彦明一巴掌。这个家伙上来劲儿什么都敢说，也是头疼。
“你看，”张彦明对仙媛说：“这就是一个能做不能说的例子，说了就是我不对。我们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不接受任何批评指责，因为你会带坏风气。”
“那这事儿到底做不做呀？我怎么回复？”
“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考虑吧。”张彦明随意的应付了一句。这事儿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事儿，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无所谓。
“你可以给们提供些信息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至于怎么做让他们自己想，需要咱们帮忙的时候再说呗。”孙红叶给仙媛指招儿。
“真是的，真是吃饱了撑的，做点好事儿弄的倒像做贼似的，他们干不好还不许别人干。”仙媛急恼的嘟囔了一句，心里对某些组织充满了不愤和不屑。
“到是也不能这么说。”张彦明说：“事情还是做了不少的，你不能就这么冤枉人家。只不过大家的大方向还有关注点不一样而已。
不管怎么回事儿，里面有什么弯弯绕绕，你得承认人家确实在搞，也确实在某些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宏观调节作用，获益的人也不能说少。”
“即使这样也不能把手伸太长啊，关咱们什么事儿？”
“这就是思维上的问题了，这很奇怪吗？咱们的各种组织各种协会什么会什么的，哪一个不是把自己当成主管方领导者的？”
“领导个der。”
“你把他们集合起来，事情让他们自己去搞不是一样？你还轻松，非得掺合呀？是不是工作太少？”